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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万准 一、评析大唐盛世治国理政必须坚守的马列主义核心原理与方法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为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、剖析历史现象提供了根本遵循，是研究封建王朝兴衰、评判治国理政策略的科学标尺。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评析大唐盛世，绝非简单罗列历史功绩与弊端，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把握封建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阶级本质，核心需坚守四大基本原理与方法论。 第一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。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指出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，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。任何王朝的兴盛与衰落，任何治国策略的出台与成效，都根植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，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、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结果。大唐盛世的出现，绝非偶然的“明君贤臣”之功，而是唐初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，顺应隋末战乱后生产力恢复的需求，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必然产物；而盛世的衰落，也根源在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无法调和，上层建筑逐渐滞后于生产力发展。 第二，坚持阶级分析的核心观点。马列主义深刻揭示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，在封建社会，国家政权始终是地主阶级维护自身剥削利益、压迫农民阶级的工具。大唐盛世看似国泰民安、民生富足，但其本质依旧是地主阶级专政下的阶段性稳定，包括唐太宗在内的统治者提出的各类爱民语录、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，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，缓和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，防止农民起义颠覆王朝统治，而非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。脱离阶级分析，就无法认清盛世的本质，更无法理解其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。 第三，坚持辩证扬弃的科学方法。对待大唐盛世的治国理政策略，既不能全盘肯定、盲目推崇，将其视为完美的治理范本，也不能全盘否定、一味批判，忽视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进步意义。要以辩证思维区分其符合历史发展潮流、具有普遍借鉴价值的精华部分，与基于封建剥削制度、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糟粕部分，做到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，实现历史经验与新时代实践的有机结合。 第四，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史观。马列主义反对唯心史观的“英雄史观”，明确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，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。大唐盛世的繁荣，根本上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作的结果；而唐王朝的衰落，也源于统治者后期背离人民利益，激化阶级矛盾，失去人民支持。这一史观要求我们，在评析盛世时，既要看到统治者的治理作用，更要认清人民群众的核心地位，客观看待封建统治者爱民言论的阶级属性。 二、大唐盛世治国理政的核心策略与历史进步性 大唐盛世（公元627年-755年）历经唐太宗贞观之治、武则天贞观遗风、唐玄宗开元盛世三个阶段，统治者吸取隋亡于暴政、徭役繁重、民心尽失的深刻教训，围绕巩固封建统治、恢复社会生产、缓和阶级矛盾、维护国家统一，推出了一系列系统性治国策略，唐太宗更是以诸多直白、深刻的语录，彰显其治国理念，从马列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看，这些策略与理念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。 在民本理念与经济治理上，践行以民为本、轻徭薄赋，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小农经济生产力。唐太宗深刻总结隋亡教训，提出“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。水可以载舟，亦可以覆舟”的经典论断，直白点明民心向背与王朝存亡的直接关系，将百姓力量比作承载舟船的水，既认可百姓的支撑作用，更警惕百姓的反抗力量，这一言论成为其治国的核心准则。基于此，唐初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，国家将无主土地按人口分配给农民，允许以绢布代替徭役，极大减轻农民负担；同时劝课农桑、兴修水利，鼓励农业生产。从马列主义视角来看，这一策略本质是封建统治者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，通过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，缓解隋末以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为盛世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，符合封建社会前期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。 在政治治理与修身律己上，完善制度、虚心纳谏，优化上层建筑提升治理效能。唐太宗提出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”，这一“三镜”名言，体现出其虚心纳谏、以史为鉴、自省自律的治国态度，他重用魏征等谏臣，积极听取不同意见，避免决策失误。在此理念指导下，唐朝完善三省六部制与科举制，三省分权制衡、分工协作，提高行政效率；科举制打破门阀士族对官场的垄断，扩大统治基础，推动官僚政治成熟化。这一制度变革，是上层建筑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重要体现，强化了中央集权，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，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进步。 在体恤民生与官吏劝诫上，唐太宗亲作《百字箴》，时刻警醒自己与朝臣敬畏劳动、体恤百姓，其原文为：“耕夫碌碌，多无隔夜之粮；织女波波，少有御寒之衣。日食三餐，当思农夫之苦；身穿一缕，每念织女之劳。寸丝千命，匙饭百鞭。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交有德之朋，绝无益之友。取本分之财，戒无名之酒。常怀克己之心，闭却是非之口。若能依朕此言，富贵功名可久。”这则箴言直白道出农民、织女的劳作艰辛，告诫官吏珍惜衣食、体恤民情、清廉克己，本质上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，让官吏不过度压榨百姓，从而稳固封建统治根基。同时，唐太宗还作《百字铭》修养身心、体恤民生：“欲寡精神爽，思多血气衰。少饮不乱性，忍气免伤财。贵自勤中得，富从俭里来。温柔终益己，强暴必招灾。善处真君子，刁唆是祸胎。暗中休放箭，乖里藏些呆。养性须修善，欺心莫吃斋。衙门休出入，乡党要和谐。安分身无辱，闻非口莫开。”这份修身语录，倡导克制私欲、勤俭修身、与民和谐，避免因统治者与官吏的奢靡、残暴加重百姓负担，进一步体现其为维护王朝稳定的爱民考量。 在法治、民族与外交治理上，坚持德法并用、开明包容，营造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。唐朝确立“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”的治理原则，颁布《唐律疏议》，礼法并用、宽严相济，摒弃前朝严刑峻法，缓和社会矛盾；民族政策上摒弃“华夷之辨”，以和亲、册封、羁縻府州等方式推动民族融合；文化外交上兼容并蓄、对外开放，长安成为国际大都会，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。这些举措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，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与中华文明传播，彰显了盛世的治理智慧。 三、大唐盛世治国理政策略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与借鉴价值 大唐盛世的治国理政策略，虽根植于封建时代，且唐太宗的爱民语录本质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策略，但其中蕴含的治理智慧，跨越历史时空，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、社会发展的诸多需求相契合，具有重要的当代借鉴价值。 其一，以民为本、重视民生的治理理念，为新时代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提供历史镜鉴。唐太宗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的论断，《百字箴》中体恤农夫、织女辛劳的表述，深刻揭示了民生是国家稳定根基的普遍规律。尽管其本质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手段，却为当代提供了重要启示。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着力解决民生难题、推进共同富裕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，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与升华，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，筑牢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。 其二，虚心纳谏、自省自律的执政态度，为党员干部修身立德提供参考。唐太宗“三镜”名言，体现出居安思危、虚心听取意见的执政素养，《百字铭》中勤俭修善、克制私欲的要求，对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具有借鉴意义。新时代党员干部坚持自省自律、廉洁奉公、密切联系群众，正是汲取这一历史智慧，永葆执政活力。 其三，制度创新、规范治理的实践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。唐朝通过完善三省六部制、科举制，构建系统化、规范化政治制度，启示新时代必须坚持制度创新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，强化权力监督与制约，提升国家治理的规范化、专业化水平。 其四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模式，助力法治中国与精神文明建设。唐朝德法并用的治理经验，说明单纯依靠严刑峻法或道德教化都无法实现有效治理。新时代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，既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，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实现良法善治与社会文明协同发展。 其五，开明包容、对外开放的理念，为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历史支撑。唐朝因开放包容走向繁荣，启示新时代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，推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，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在世界文明交流中实现自身发展。 四、大唐盛世治国理政的固有历史局限（马列主义深层剖析） 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审视，大唐盛世的治国理政始终无法摆脱封建制度的桎梏，即便唐太宗提出诸多爱民语录、推行体恤百姓的政策，也无法改变其阶级本质，存在不可克服的局限性，这也是盛世难以持久、最终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。 首先，阶级本质的局限性：爱民语录与政策是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手段，剥削本质从未改变。从马列主义阶级观点来看，唐太宗的“载舟覆舟”论、《百字箴》《百字铭》中的爱民表述，核心目的是防止百姓反抗、稳固李唐王朝统治，而非真正为百姓谋福祉。唐朝政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，所有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的政策，都只是地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采取的妥协策略，并未改变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根本，也没有消除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。盛世之下，广大农民依旧是被剥削阶级，土地、财富始终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，所谓“国泰民安”只是剥削程度的暂时减轻，而非阶级剥削的消失，这是封建盛世无法逾越的阶级鸿沟。 其次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局限性：无法解决封建制度的根本矛盾。均田制、租庸调制虽在初期适应了小农经济生产力，但随着盛世发展，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，地主阶级大量侵占农民土地，均田制逐步瓦解，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，生产关系重新束缚生产力发展。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固有矛盾，决定了唐朝统治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、贫富分化问题，阶级矛盾不断积累，最终引发安史之乱，盛世彻底崩塌，这符合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。 再次，专制集权与人治的局限性：人治大于法治，缺乏长效稳定机制。唐朝虽有完善的法律体系，但皇权至高无上，法律依附于皇权，本质上是人治社会。治国理政的成效完全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品质与执政能力，唐太宗的爱民理念与纳谏态度，仅能保障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清明，一旦后续统治者昏庸享乐、怠于朝政，治理政策便彻底背离民生。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，后期沉迷享乐、宠信奸臣，直接导致盛世衰落，充分体现了封建专制人治的致命缺陷。 第四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：盛世繁荣掩盖不了深层社会危机。大唐盛世的繁荣，建立在对广大农民阶级的剥削之上，随着经济发展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始终存在且不断激化。安史之乱只是盛世衰落的导火索，即便没有安史之乱，封建制度下的阶级矛盾也必然会以农民起义等形式爆发，这是剥削制度的必然结果，印证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直接动力的论断。 最后，历史观的局限性：秉持唯心史观，忽视人民群众主体地位。唐朝统治者将盛世的出现归功于君主圣明、贤臣辅佐，秉持“英雄史观”，完全无视广大劳动人民是盛世繁荣的真正创造者。唐太宗的爱民语录，本质是将百姓视为统治的“载体”，而非历史的主体，这种唯心史观，使得统治者无法真正立足人民利益制定政策，一旦统治稳定，便会逐渐脱离人民、压榨人民，最终失去民心，走向灭亡。 五、从大唐盛世兴衰中汲取的马列主义视角下的当代启示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审视大唐盛世的兴衰，其经验与教训都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深刻启示，核心是要超越封建治理的阶级局限，立足社会主义制度本质，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、体现人民利益的治理道路。 第一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彻底超越封建民本思想。唐太宗的民本理念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，而新时代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，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、发展依靠人民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，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，从根本上消除阶级剥削，筑牢国家发展的人民根基。 第二，坚持制度自信与自我革命，跳出历史周期率。唐朝因制度创新而兴盛，因制度僵化、人治弊端而衰落，启示新时代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依靠党的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，不断推进制度体系自我完善、自我发展，破除封建专制人治的影响，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、法治化、民主化。 第三，坚持发展与公平相统一，防止两极分化。吸取唐朝土地兼并、贫富分化的教训，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，注重社会公平正义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，保障弱势群体利益，避免贫富差距过大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让生产力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。 第四，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。摒弃封建人治与专制集权的弊端，将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，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本质核心，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式，实现三者有机统一，构建科学、民主、法治的现代治理体系，杜绝权力滥用与决策失误。 第五，坚持干部修身与廉洁自律，永葆公仆本色。借鉴唐太宗《百字箴》《百字铭》中的修身理念，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，引导干部敬畏人民、勤勉自律、廉洁奉公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杜绝奢靡腐败、脱离群众的问题。 六、结语 大唐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辉煌巅峰，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统治者提出的爱民语录、推行的治国理政策略，顺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要求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族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，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。但从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看，其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产物，唐太宗的各类爱民言论与举措，本质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、稳固王朝秩序，始终无法摆脱阶级剥削、制度僵化、人治主导、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固有局限，最终难逃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。 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新时代运用马列主义科学理论剖析大唐盛世治国理政，并非简单复刻历史经验，而是要辩证扬弃封建治理的精华与糟粕，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推进制度创新与法治建设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坚持对外开放与民族团结，在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，超越封建盛世的局限，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、真正惠及全体人民的发展成就，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根基。 作者系： 联合国特邀观察员 陕西省第九、第十届政协委员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博士 思想道德教育教授 陕西省老教授协会副会长 陕西国际书画艺术交流协会会长 |
